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新春见闻）台湾青年的团圆春节：盼两岸交流更顺畅******

　　中新社北京1月28日电 题：台湾青年的团圆春节：盼两岸交流更顺畅

　　中新社记者 张晓曦

　　今年农历春节，是很多人期盼已久的团圆年，长年在大陆打拼的台湾青年返台过年，与亲友重聚。他们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未来两岸交流更顺畅、往来更便捷。

　　张毓中：与家人团圆 品尝家乡美食

　　来自台湾台中的张毓中，是一名“北漂”青年。前两年由于疫情，他留在北京过春节，今年终于有机会回乡与家人团聚。

　　“我们会贴春联、放鞭炮、发红包，也会去庙里走走，但年夜饭可能有些不同，比如在台湾我们会吃一道菜叫乌鱼子，是风味比较独特的美食。”张毓中说，在北京过年时也会与朋友约着一起吃台湾菜，但回到家乡品尝当地美食的感受仍不可替代。

　　除夕夜，张毓中和家里的亲戚朋友聚餐，享受来之不易的团圆。春节假期，他和家人外出旅行。“其实我想在家里待久一点，但我妈有点‘憋得慌’，那就一起出去走走。”

　　在张毓中看来，今年的春节年味特别浓，有一种“全球华人大团圆”之感。不仅他从大陆飞回台湾，很多小时候的朋友也从美国、加拿大或其他地方回到家乡过年，大家难得相聚。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再加上台湾天气很好，大家聚在一起，氛围很棒。”他表示，假期过后，他会继续留在台湾一段时间，之后会返回大陆，继续自己的工作，“希望到时航班会更加顺畅，”他说。

　　郭雪筠：为父母包红包 发现有趣差异

　　“台北女孩”郭雪筠在北京过了几年春节后，今年终于回到家人身边。“见到家人总是会很开心的，就是那种很熟悉的感觉，我也会赶快去看看台湾现在便利店在卖什么、现在流行什么餐厅。”

　　过年从北京飞回台湾，郭雪筠的行程总体顺利，但因为不少在大陆工作的台湾朋友都选择过年回台，往返两岸的航班价格较高。

　　“因为我家不是那种很传统的家庭，就是除夕大家吃个饭。”郭雪筠表示，但是，今年她特别为父母包了红包，以表孝心。

　　“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台湾我们是会包红包给父母的，但是在大陆好像不是这样。”她也曾和朋友交流过，发现台湾约定俗成是工作之后为他人包红包，并会向长辈表示心意，但在大陆红包似乎较多是给晚辈。

　　郭雪筠还表示，台湾有很浓厚的过年气氛，春节期间很多店铺都关门，外面的鞭炮声很多，年夜饭也吃得比平时更丰盛。

　　她也观察到了一些变化，包括在街上会遇到更多人谈论在大陆的工作、生活，逛夜市也会发现有商贩在卖大陆零食。

　　假期过后，郭雪筠就会回到北京。“两岸关系很密切，所以交流的需求也很高。”她说，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互相交流的机会，也希望航班可以再多一点，让大家出行、回家方便。

　　黄柏翔：过温暖春节 盼往来顺畅

　　在北京从事金融租赁相关工作的黄柏翔，过年回到了故乡高雄。他十分兴奋，“我在大陆工作，能够回来看看父母，体会一下台湾的年味，心情是蛮高兴的，家人见到我也都特别开心。”

　　“台湾南部天气比较温暖，年味也很浓，过年会去庙里‘拜拜’等。像我家人也会一起吃年夜饭、看看电视节目，其实和大陆蛮像的。”黄柏翔说。

　　除了与家人团聚，黄柏翔这次回到台湾也见了不少老朋友。“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大陆，包括旅游、工作等等，我看到很多人对两岸交流是很期待的。”他说。

　　黄柏翔也告诉记者，这次回台湾，航班比以往更紧张、机票价格也更高，但购票过程还算顺利。“希望今后可以多开一些航班，方便两岸之间的往返。交流、沟通更便利，总是个好事情。”(完)